一起不寻常的“临终托孤”

　　一起不寻常的“临终托孤”

　　系《民法典》施行后上海首例遗嘱指定监护案件，检察院、法院等合力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闭环

　　四年间，上海中学生陈荣度过了波折的青春期。12岁时，父亲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，今年春天，他刚满16岁，母亲患病离世。

　　临终前6天，陈荣母亲在一位好友的见证下，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代书了遗嘱。她在遗嘱中希望，自己64岁的大姐、陈荣的大姨徐如丽能担任陈荣的监护人。

　　这是一起不寻常的“临终托孤”。被托付人徐如丽长期在河南农村生活，不熟悉上海，也不懂得法律程序。

　　此后，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闭环链条开始启动。居委会、检察院、社工、援助律师、法院、妇联、第三方公证机构等，每个环节的人员循着前一环的轨迹，完成衔接，为陈荣完成保护链的闭环。

　　这是2021年《民法典》施行后上海首例遗嘱指定监护的案件，也是全国首例将监护监督写进判决的案例。检察院支持起诉是该案的一大特点，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检察官尤丽娜解释，检察院以涉刑事案件为主，民事支持起诉并不是代替当事人去起诉，而主要支持那些诉讼能力较弱的民事主体，比如家暴受害人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，实现双方当事人诉权的实质平等。

　　生前遗嘱

　　陈荣家在一片老公房的一楼，20多平米的房子分为两间，租出去一间，16岁的陈荣和大姨徐如丽住另一间的上下铺。开学后，陈荣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，大多数时候，徐如丽一个人在家。

　　一个人的时候，徐如丽会去比较远的地方买菜，常买包菜、黄瓜，“便宜的时候一块多钱一斤”。菜太贵了，她想自己苦一点，少吃一点，等陈荣回来再好好做饭。她也想找份工作，但年过60且做过心脏手术，就业能力有限。

　　陈荣身世坎坷。大姨徐如丽说，陈荣7岁时，他的父亲查出双相情感障碍，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一级。家里不安宁，他的父亲发病时会有暴力行为，有一次，陈荣的牙齿被打掉。

　　12岁时，陈荣的父亲被送往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，此后再未和家人一起生活。

　　母子相依为命，但2020年，母亲确诊为胃癌晚期，那一年陈荣13岁。

　　从律师到检察官，从社工到法官，陈荣留给所有人的印象是懂事。今年16岁，上高二，爱打篮球，不乱花钱，没有不良嗜好，阳光，心事不重，喜欢物理，成绩中上。

　　除了年幼时，过年过节和大姨见过几面之外，二人真正有长时间交集是在陈荣母亲患病后。

　　陈荣的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，徐如丽是长女。2020年，徐如丽来上海三个月，照看生病的妹妹。2022年10月，陈荣母亲病情恶化时，徐如丽再次前来帮忙。

　　2023年2月底，陈荣母亲出院回家。最后的日子里，陈荣的母亲想到了立遗嘱。她对遗嘱有了解，也听说过居委会曾帮社区里的老人代书遗嘱。

　　因家境困难，陈荣一家是居委会重点帮扶对象，平时多有工作人员来探望陈荣母亲。今年3月2日下午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再次上门。那时陈荣母亲已无法正常进食，只能喝水，面色憔悴。

　　她放心不下陈荣。陈荣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，父亲又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，在上海没有别的亲属，她担心自己撒手人寰后，没有人能照料陈荣。陈荣成年前，该由谁来监护？

　　徐如丽则从来没听过监护人这一说法，在她朴素的认知中，妹妹走了，自己承担起照料孩子的义务是分内事。

　　就这样，姐妹俩达成共识后，陈荣母亲请来了自己20多年的好友当见证人，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代笔，完成了遗嘱文书。

　　“立遗嘱人为保障本人去世后，儿子陈荣的合法权益，特在本人意识清醒、思维清晰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时……由居委会工作人员代书遗嘱如下：本人去世后，由本人的姐姐徐如丽担任陈荣的监护人。”立遗嘱人、见证人和代书人，都在遗嘱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　　“她病得很重，说话都很吃力，但那天下午絮絮叨叨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，看得出她非常担忧儿子的未来生活。”后来，在法庭上，居委会工作人员这样说道。

　　遗嘱立好之后的第6天，51岁的陈荣母亲撒手人寰。

　　链条启动

　　今年4月，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在“宁萌护未”(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线上平台)小程序上收到一条线索，线索由陈荣所在的街道办人员提交，内容是未成年人陈荣面临无人监管的困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