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诈骗，未曾从人们的视线中移开过。如果不是家人或本人亲身经历，我们似乎也习惯了以为那只是一些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套路。 最近，多起诈骗相关的案件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，也让这个话题再次变为热点。多年来，社会层面反复在宣传“防诈反诈”，甚至可以说诈骗与反诈是一对十分古老的矛盾了，但为何此类案件仍时有发生？ 身在我国台湾的孙中兴先生也在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。社会学者出身的他更关心系列诈骗案件之下，潜藏的结构性根源。2019年，他在台湾大学将“诈骗社会学”带进了大学课堂，希望从社会学的视角回看日常生活中的诈骗事件。在孙中兴看来，诈骗从来不只是单纯地“骗”而已，它是寄生在信赖之上而成长的过程性事件。人们并非只要不贪图小便宜，就不会上当受骗。对突破阶层的渴望、对情感的潜在需求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如今诈骗事件中的诱饵。诈骗说到底，是一场关乎社会信赖的攻防战。 诈骗的“生长”
新京报：孙老师。2017年，我们曾围绕爱情这一话题与你有过交流。彼时你开设的公开课“爱情社会学”因智识和风趣在两岸三地都颇受欢迎。如今时隔六年，你的关注领域在不断拓宽，新书《诈骗社会学》繁体版也将在台湾地区出版。连日来，关于缅甸电信诈骗的新闻在大陆地区备受关注。不知道身在台湾的你对此是否有所耳闻？ 孙中兴：最近我也在关注缅北电信诈骗的相关新闻。如今这种大规模诈骗在组织分工上越来越严密，内部分工越来越细，有相应的激励制度，话术也更加精密，就像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。这几年就业情况不容乐观，他们开出的高薪回报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具有很大诱惑力。 实际上在缅北电诈在大陆引起关注之前，台湾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出现。很多年轻人会私自前往柬埔寨的KK园区，警方得知相关消息后曾在机场组织劝返，但还是有人去了。以前我们的新闻常说，台湾现在输出了很多诈骗犯到东欧国家、东南亚国家，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。 总之，我相信警方或有关机构一定掌握着具体资料，不然能写出《孤注一掷》这样的剧本的人，不可能仅仅是凭空构想的，只不过大部分学术研究没有渠道接触到这样的资料。 新京报：前不久，“中科院博士被骗至缅北”曾引发了公众讨论。由于受骗者的“博士”身份，互联网上有不少声音感慨“博士读了这么多书，竟也这么容易被骗”“连小学生都知道的，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道理，博士都不知道？”且由此还再度引发了关于“读书无用”的争论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 孙中兴：我想这本质上是否还是同个体的处境有关。如果他不为收入焦虑，缅北还能成为一种诱惑吗？当然这也很难完全下定论，一旦失去道德底线，人就可能被更大的欲望所俘获。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，它不是到大学才被教育的，应该从小就明确：“人到底能不能为了钱，去做亏心事”。 另外就是，新闻媒体只是报道了一位博士受骗，我们就不要认为所有的博士都会如此，进而上升到整个“读书人群体”。至少我认为这可能是做评论该有的准则，也是比较好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否则怎么办呢？因为一个博士受骗，所以撤销所有高校？大概不能这样因噎废食吧。不要谴责受害人，也不要殃及无辜。有些被骗的人很容易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因受一个人骗而对社会上所有的人失去信赖。 如果我们真地想弄清楚这个问题，不如去看看他的成长经历，他在求职过程中是否有过阴影？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他最终走上了那条路？我常常觉得，社会上发生的很多新闻背后，我们要不要去了解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？而不要一下子就去下定论、贴标签，“这是坏人，那是蠢人……”去理解他们才有可能在以后的防诈骗上真正获得实效，要让他们的经历成为“教材”，而不是让他们本人成为“替罪羊”。 我在教书期间也反复和学生说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作弊，如果真的过不去，坦诚讲出来，学习上遇到什么障碍，我们一起想别的办法。顺着这个逻辑，有时候我们其实真正希望的是人们能有多一些的路子可以走，而不是只有唯一的选项。 新京报：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“讲爱情其实是在谈平等”，那么，透过诈骗这个现象，你主要想探讨的是什么？ 孙中兴：这里我最想谈的是“以不骗应万骗”。诈骗是很实际的问题，人们常常会困惑，为什么我们天天讲“防诈”，依然还有那么多诈骗现象存在。这既与观念相关，本质上恐怕还要靠更大范围的制度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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